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布拉德利医生因医疗体系压力过大而辞职，导致小镇医疗体系陷入危机。

　　2.全民医保制度在澳大利亚逐渐沦为口头承诺，医生流失，诊疗费用飙升，患者排队数月难见专科医生。

　　3.政府数据承认，如今约30%的普通门诊需要患者自付平均40澳元的差额费用。

　　4.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越富裕、越健康的人获得的医疗资源越多，而越贫穷、越患病的人反而被排除在外。

　　5.专家警告，这种医疗不平等正在迅速恶化，需要停止按次计费模式，转而依据医生服务人群的规模与健康状况分配预算。

　　在南澳大利亚崎岖海岸线的一隅，维多利亚·布拉德利坐在她所谓“全澳最美诊所”的办公室里，窗外是平静如镜的海湾，海豚嬉戏其间——一个理应世外桃源的地方。

　　过去几年，她既是医院的守门人，也是诊所的急先锋。全年无休，日夜兼程，午餐成了奢望，连绵不断的急诊像锈蚀的利刃，一寸寸割裂她的意志。

　　终于，在两年前，布拉德利倒下了。辞职那一刻，小镇岌岌可危的医疗体系，也随之断了最后一根细线。

　　40年前，澳大利亚推出Medicare，一张绿卡，一句承诺：无论贫富，人人都能负担得起优质医疗服务。彼时，这套设计融合了英国全民医保的普惠精神与美国医疗体系的灵活机制，被誉为国家的骄傲，国民的底牌。

　　医疗体系的裂痕肉眼可见：医生流失，诊疗费用飙升，患者排队数月仍难见一面专科医生。原本以税收支撑的全民医疗保障，正一点点沦为口头承诺。

　　政府数据承认，如今约30%的普通门诊需要患者自付平均40澳元的差额费用。但现实远比统计更冷酷：越来越多的人因付不起挂号费，干脆放弃了求医。

　　在布里斯班，开云注册入口25岁的电工卡勒姆·贝利抱怨：“每次母亲和女友催我去看病，我都装聋作哑。不是我不想去，是看一次病实在太贵了。”

　　而在偏远地区，像斯翠基湾这样的小镇，已不得不通过高价聘请飞行医生来勉强维持基本医疗服务。

　　在悉尼、墨尔本这些富裕都市，患者仍能享受较为完善的医疗服务。而在偏远地区和贫困社区，健康权早已被高墙圈在外。

　　金伯利·格里玛，一位来自新南威尔士州的原住民母亲，每晚在床上反复计算，哪一个患病的孩子还能去看一次医生，哪一张化验单必须搁置。“这是痛苦的选择，开云注册入口不是自由意志，”她说，“但你兜里只有那么多钱，你还能怎么做？”

　　专家们指出，这种医疗不平等正在迅速恶化。格拉顿研究院的彼得·布雷登警告：“在澳大利亚，越富裕、越健康的人，获得的医疗资源越多；而越贫穷、越患病的人，反而被排除在外。”

　　医疗困境不仅限于基层诊疗。牙科、专科、甚至非急诊手术，纷纷被私人资本鲸吞。政府无力设定费用上限，医保回扣日渐缩水，私人保险形同虚设，最终让患者在高昂账单面前绝望。

　　斯翠基湾的居民雷妮·埃利奥特用亲身经历诠释了这一切。自2019年起，她两度确诊乳腺癌，每次治疗都需驱车500公里到阿德莱德，耗时耗财。即便政府部分报销，医疗旅程带来的财务与精神重压，仍几乎将她击垮。

　　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澳大利亚人被迫靠慈善组织领取食物救济，为了支付医疗账单而贷款、抵押房产，甚至变卖家当。

　　“这是我们想要的澳大利亚吗？”全国消费者健康论坛负责人伊丽莎白·德韦尼质问道。

　　自由党领袖彼得·达顿承诺，若执政，将投入90亿澳元修补医疗体系，包括增设心理健康服务与培养地区医疗人才；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则高举“守护Medicare”大旗，誓言斥资85亿澳元，增建急诊诊所、补贴药品、提高医保回扣。

　　塔斯马尼亚的一位医生直言不讳：“加点补贴没用。问题是，整个体系的资金流设计，从根上就烂了。”

　　连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也承认：“全民医保的初衷，早已被数十年的财政紧缩与政策短视逐渐侵蚀。”

　　多项医疗政策审查报告一致指出，澳大利亚必须停止按次计费模式，转而依据医生服务人群的规模与健康状况分配预算，否则再多资金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每一分改革的迟疑，最终都将转化为更多家庭的破产、更多病患的无助，更多生命的消逝。

　　布拉德利医生在辞职三个月后，重新回到了斯翠基湾。但这次，她只同意每周工作三天——剩下的空缺，只能靠昂贵的飞行医生来补。

　　小镇居民被迫三次买单：一份医保税，一份地方税，还有诊所门口那笔动辄五十澳元的额外自付。

　　“我们不奢望什么‘金牌服务’，”镇上公共卫生理事会负责人佩妮·威廉姆斯说，“我们只想得到公平。”

　　可在医疗资源日益稀缺、信任日益瓦解的今天，公平本身，已成了最昂贵的奢侈品。